习仲勋:毛主席如果晚来四天,我就会被活埋
来源:家族网 | 作者:pmo474283 | 发布时间: 647天前 | 3252 372 次 浏览量 | 分享到:



 习仲勋差点被活埋 


1935年,西北根据地爆发了左倾错误影响下的“肃反”,当事人习仲勋后来回忆称:“要是毛主席晚来几天,我就会被活埋了。”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原本是各自为战,后来才慢慢走向联合。


陕甘边根据地属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由于领导机构不一,根据地内矛盾重重。


“九一八”事变后,南梁游击队被改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二支队队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当时部队进行整顿,谢子长事先毫无征兆地委任了执法队长,突然收了二支队的枪,打死了二支队的一个骨干,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没有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后率部投敌了。这些冲突为以后“肃反”埋下了祸根。


1935年,西北革命根据地部分领导向上海临时中央局报告说,刘志丹、习仲勋等坚持“右倾”、“富农路线”,临时中央遂派遣朱理治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


1935年9月底,朱理治抵达根据地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领导的肃反运动。他们先是抓刘志丹严刑拷打,之后将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也成为屠戮的对象,最后发展到别钢笔的、戴眼镜的都在该杀之列。


这些干部后来有230人遇害。




此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不久,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并被逮捕。


而给习仲勋罗织的罪名颇为可笑:骂群众是土匪;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给富农通风报信。


习仲勋被扣押后,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顶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他后来回忆:“他们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把我们这批人埋掉。”


习仲勋的很多战友确实也被他们活埋了。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后,局面有了转机。


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后,马上派人解救了习仲勋等人。


接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习仲勋:《红日照陕甘》,《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23页。)



11月2日,毛泽东来到下寺湾。


3日,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供涛为委员的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


同日,党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等;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会议还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迎战第三次“围剿”苏区的敌人;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党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组建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


11月7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受到了当地机关干部、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


后来习仲勋回忆说: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


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是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个评赞,始于十年前的印象。


1935年,他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


后来,他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面识习仲勋后,感到惊讶:“这么年轻。”


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


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30周年之际,习仲勋以《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为题著文。“跟着毛泽东走”成为习仲勋终生不渝的信条。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又一个评赞。


1952年习仲勋奉调来京之前,曾经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曾告诫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从西北局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不久,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发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作家、艺术家异口称赞。


他对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认为作家有责任,但是,作为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


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时间。


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的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乱找岔子。


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的讲话,是对当时存在在文艺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针砭。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5年,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由著名三十年代初上海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


建国以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艺术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备加关怀,无微不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对常香玉巡回义演捐献飞机一架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行动,不仅热情支持,积极鼓励,并且作了具体安排。


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处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的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并解决了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



 “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


前些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向一位同志讲:“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此语并非过实。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339万平方公里;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2350万之众。同时,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


“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代表。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确实如是。


▲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图为习仲勋(左一)和彭德怀(右一)、张治中(右二)及贾拓夫出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


项谦结合马步芳一oo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


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


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显示出他那“炉火纯青”的智慧和才干。


他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


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各族代表向大会献旗,右二起:习仲勋、彭德怀、张治中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 1951年4月22日,习仲勋(前左)率领西北军政代表热烈欢迎途径西安赴北京的第十世班禅(前右)。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习仲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和在历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而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相共事,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他们民族的拯救者。


甘肃南部藏族首领黄正清,可说是习仲勋的至交挚友。习仲勋卧病期间,他千里迢迢前往探望。这是数十年间合作共事中逐渐凝聚的情谊。黄正清最为感动的是习仲勋对他的信任无疑。


▲1950年7月,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和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人士。前排左起:赵寿山、汪锋、马鸿宾、贾拓夫、喜饶嘉措、张治中、彭德怀、习仲勋 


1953年春,甘肃临夏原国民党县参议长马良,纠集国民党军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甘肃)川(四川)边界藏族地区,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和援助下,继续与人民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同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用封官许愿、物质引诱,策动已任我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黄正清脱离政府,使马良能在甘南地区立足作乱。


为坚决彻底剿灭马良反革命武装力量,由人民解放军第11师和几个骑兵团前往进剿。黄正清受命为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司令员张达志、政委黄维嵩、副司令有朱声达、徐国珍)。


黄正清在离开西安前往剿匪前线时,习仲勋约他话别。


习仲勋将自己携带多年的博克手枪馈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


黄正清接过手枪,顿时,热泪横流,百感交集,在他身遇台湾国民党施行诡计之际,共产党领导能够如此这般的信任不疑,岂能不使他激动万分。


黄正清就座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


1958年9月,习仲勋与余心清、邓宝珊在敦煌莫高窟 


习仲勋将有关方面获得的情况,坦诚地告诉黄正清:台湾国民党正在到处找他,并已派飞机窜入甘南上空,给他空投下来一封任命状、一个关防、一部电台,都在马良手里。


习仲勋对黄正清宽慰地说:“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将那些任命状、关防、电台给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黄正清到甘南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马良派人送来一张蒋中正签署任命他为“守备司令”的任命状和一颗关防印记。他当即交给朱侠夫转至西北军政委员会。(此材料由习仲勋前秘书田方、范新民、张志功和曹振中提供)


▲ 习仲勋(右二)与乌兰夫(右一)、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右三)、赛福鼎.艾则孜(右四)杨静仁(右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 1986年4月,习仲勋(中)与班禅(右)、阿沛·阿旺晋美在一起



▲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离京赴广东上任时在机场与送行人员合影。左一至左五为习近平、吴庆彤、宋养初、齐心、屈武,右二至右三为齐桥桥、习远平。



▲ 1978年8月,习仲勋(左三)在广东惠阳农村调研。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习近平(左一)利用暑期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随同父亲一起下乡。


▲习仲勋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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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红色家风家教研究中心

《家族商业评论》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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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本纪》融媒体系列首席顾问;

家族与家族企业文化与传承研究学者;

新华社半月谈文传中心广东党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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