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因滨于渤海而得名。在我的印象里，这座鲁北的城市，只是一座因改革开放而崛起的新城，似乎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就没有根基。在父辈的印象里，改革开放之前的滨州，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几条破落的小街，便构成了县城的全部。然而，一次短短的咸丰帝师杜受田故居之旅，让我立刻抛弃了无知与偏见，对滨州肃然起敬。这里曾是一座有历史、有文化，也就是有根基的古城——凤凰城。千百年间，屹立鲁北大地的重镇。

一座凤凰古城，哺育了滨州杜氏这样伟大的家族，也便足以成就城市的伟大：“一门十二进士”、“父子兄弟伯侄六翰林”。跨越明清两代，古城中的杜氏家族，持续繁荣达五百年之久，科举入仕者名贤辈出，中秀才者便多达令人震撼的三百四十七人！直至大清咸丰帝师杜受田，杜氏家族发展到了历史的顶点，留给世人一个无比成功的家族案例：让人们知道，什么才是生命的成功与尊荣，什么才是生命力的持久与强大。

纵观滨州杜氏，杜氏家族强大的生命力，来自于文化的力量，来自于教育的传承与家风的凝聚。在杜受田故居的楹联上，既有“该通六经，旁贯百氏；润色王道，发挥圣门，”这样宏大蓬勃的翰林气象，也有“报国承家，无非是栗栗小心，成就个端人正士；敦耕劝学，也只为绵绵奕业，作养些孝子贤孙，”这样敦厚质朴的儒者本色——从修身齐家开始，到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杜氏家族世代砥砺传承，实践着中华文化中理想的人生境界。传统文化的力量，哺育了杜氏家族的成功；杜氏家族的成功，折射了传统文化的辉煌。

然而走进故居，入门处只是一个谦恭低调、青砖灰瓦的小小门头，比起老济南常见的四合院毫不起眼。甫入门槛，头顶赫然悬挂着“相国第”、“方伯第”以及传胪、会元、亚元的匾额，令人肃然起敬。从而告诉到访的人们，无论学问修养，还是建功立业，这里的主人曾以不懈的修为，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几百年间，杜氏家族在此聚族而居，一代代名贤在此生活学习，走向广阔的历史舞台，载入煌煌史册。信步走来，二十余方大小院落，质朴方正、彼此相依，隐隐透出家族的精神气质。一如谦恭内敛的门头，毫无世家大族的奢华富丽之感，除了书房、寝室、私塾、祠堂之类的实用建筑，鲜见楼台亭榭之类的游观之所。令人不由想起一步一景、园林雅致的十笏园——清代潍坊首富丁氏家族的院落，可谓大异其趣。通过一件件陈 列与展示，乃知杜氏家族的富丽堂皇，在于道德文章、学问事功，原非区区宅第之间。

“人之于学，终身焉而已矣，谓其身既终，则学亦止也。吾谓终身焉而犹不已，育子者是也”；“生而知学者，无有也；生而不可教者，亦无有也。孩提渐远，知识渐生，此时如泉出山，清莹秀澈，流而不息。”杜氏家族成功的奥秘，首先在于教育，尤其是重视幼教。自孩提时代，便种下优秀的文化基因，在肥沃的家族文化土壤中黾勉成长。不难想见，在深厚的家庭文化氛围里，通过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培养着族人良好的品格、完善的人格。古人云：“身修而后家齐”；又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数百年间，杜氏族人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入仕之后，廉洁奉公，勤政爱民。所谓君子如玉，忠孝节义的精神，成为杜氏文化最耀眼的光辉。没有这样的精神，成就如此伟大的家族，将不可想象。

与当时一般人家不同的是，杜氏家族重视女教，深知女德之于人伦和睦、家道兴衰的关系。对子女择偶的见解，亦发人深省：“自来家之不和，多起于妇人。以其性多猜忌，好记小嫌；又或偏私易惑，藏获投间；又或意为爱憎，气欲凌人。种种不通，难为理喻。故择婚不可不慎，必取诗礼之家，毋贪货财，毋贪族望。”家和万事兴，女性的教育与子女的择偶，关乎家族的成败，影响至为深远。一个家庭是戈矛遍地，还是和气盈庭，比起富贵利达，更能决定家族的命运，以及家庭成员的生命质量。

杜氏家族的仁孝之风，出自人性中至善至美的品质，如和风旭日，蕴涵着最为强大的力量。杜受田自幼便展示出卓尔不群的才华，在父亲大清翰林杜堮的亲手栽培下，学业精进，十七岁便中秀才，二十四岁便中举人。此后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直到三十七岁方参加会试，四十岁成为翰林。“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不读”，杜氏祖训告诫子孙，要不慕浮华、不汲汲名利，以知书达理、安身立命为本，成为家族赖以成功的优良传统。耐人寻味的是，故居的一角，有一处叫做钢柱子的小院，完全是普通民居的样子。原来，在杜家扩建大院时，以优惠的价格向周围街坊购买地皮，唯独这家的主人不肯。杜家并没有因权位显赫而为难街坊，而是留下了这方小院，世代毗邻而居。小小的角落，足见家风的仁厚。

“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朕即位后，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尽心献替，启沃良多。”百年之后，咸丰皇帝对恩师的评价，可谓盖棺论定。为皇朝的继承人择师，无疑是关乎国家休戚的大事，在为幼年咸丰选择师傅时，杜受田成为翰林院公推的人选。道光皇帝经过谨慎考察，对杜受田给予了充分肯定：“秉公端正，砺节直清；经术渊深，体用兼备。”遂委以大任：“今以皇子付汝，以后朕悉不与闻”。深厚的学养，醇正的家风，终于使杜受田脱颖而出。担任师傅后，杜受田不负众望，尽心竭力，十七年如一日，将咸丰扶上了天子宝座。

师严而后道尊。杜受田对皇子要求严格，有一次对完不成功课的咸丰大加训斥，责令跪地。道光皇帝恰好路过，一时爱子心切，随口说道：“读书也是君王，不读书也是君王，大清天下马上得。”杜受田立即辩驳：“读书知理是明君，不读书知理是昏君，一统江山马下治。”关键时刻，杜受田挺身而出，不惜顶撞皇帝，保全了事体。窥一斑可知全豹，足见一代儒臣的大智大勇、凛然正色。道光皇帝深知理亏，与咸丰一同在孔子像前跪拜，向杜受田致歉。“双龙跪臣”，成就一段历史佳话。

道光皇帝晚年，为立储问题颇费思量，咸丰立储在先，但更钟爱才华过人的奕欣——未来的恭亲王。自古废长立幼乃国之大忌，杜受田身为师傅，在立储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清史稿》记载，道光末年：“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欣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建立皇储之际，杜受田教诲咸丰采用“藏拙示仁”的策略，使得才华不及奕欣的咸丰继承大统，续写了晚清的全部历史。历史是曾经的当下，评价古人得失，不能脱离历史的背景；王朝的兴衰、时代的气运，原非一时之人力可以预决。所谓英豪，贵在担当世事，当世立功。品味这段历史，杜受田固然施展了硕学鸿儒的大智慧，但其中的精神底色，仍是自幼濡染的仁孝之道。

咸丰皇帝登基次年，老家山东等地发生水灾，人民死亡流离。已经六十六岁高龄的杜受田认为：“灾广民众，赈恤不可缓，尤在得人。”努力筹划救灾，离开朝夕纳诲十几年的新君，毅然踏上赈灾的征途。不久，病逝在任上。一代帝师，以毕生心血，书写了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以最后的心力，为一生功名画上了句号。咸丰皇帝痛失恩师，震悼不已，赠谥时打破内阁票拟的常规，亲自拟定“文正”这一至为崇高的谥号。有清一代，获此殊荣者仅八人，成就了凤凰古城永远的骄傲。

杜氏家族的辉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艰辛的科举之路，科举文化由此成为故居陈列的重点。在历史的转折中，科举制度曾被肆意贬低，然而从隋朝到清末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本身意味着科举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在农耕时代，成为无可取代的经典之制，直到与它的时代一同终结。从基层的乡试到最高的殿试，从秀才到进士，在漫长的科考历程中，科举制度的伟大在于：将文化的终身积淀与人生的终极追求、将人才的培养选拔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将文化共识的凝聚与政权基础的拓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无论科举文化的利弊，深刻影响着古典中国的文化面貌与民族情结。通过公开考试，公平选拔人才的理念，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无愧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科举的时代终将远去，但如何培育民族精神，如何深化政权基础，如何凝聚人生价值，如何培养选拔人才，无疑是文明社会永恒的主题，关乎文运之盛衰，依然拷问着我们的时代。

穿行院落之中，除了故居的主人，穿插陈列着滨州的地方风俗、民间工艺：从剪纸到面塑，从旧俗到娱乐，妙趣横生，别开生面，俨然一座滨州历史文化的博物馆。一座城市可以不大，但总要有地方容得下自己的文脉，让一座城市“腹有诗书气自华”。从而明明白白的告诉人们，这座城市不仅有喧闹的高楼与当下，更有深厚的历史与根基。

胡春雨，天桥作协副主席，济南民革文史研究会、南充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天桥新阶层联谊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主任，文化学者、作家、诗人、时事评论员，中国诗词研究中心暨中国诗词研究会、山东省散文学会、济南市作家协会及新阶层联谊会会员，少陵诗词文学社澳门总社常务理事、舜网文学驻站作家。从事律师十八年，承办各类案件七百余起，多起案件成为省市区示范性案例，被中央和省市媒体广泛报道。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撰写了大量游记散文、历史随笔和山水诗篇。寻访名山大川，感悟历史文化，留下思想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