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从陕北黄土地走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出生地陕西富平已广为人知。而他的祖居地河南邓州（1913-1988年称邓县）则不大为人熟知。1958年6月15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随周恩来总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在休息时他向总理等人谈到：“我的祖籍在河南邓县，那时祖父只有二亩半地，日子过得很苦，加之天灾、匪祸不断，全家逃到了陕西富平。”

对于邓州（邓县），无论是在早年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习仲勋一直怀有浓浓的故土情怀。他生前十分牵挂祖居地,并与祖居地邓州十林习营村宗亲及邓州乡亲常有来往。

一

明洪武初年，因兵荒马乱，年成不好，习仲勋的先祖习思敬从江西新干迁徙到河南邓州十林镇习营村。清朝末年，南阳一带连遭大旱，庄稼绝收，赤地千里。加之匪患猖獗，乡民纷纷远逃。习仲勋的祖父习永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带着家人几经辗转，来到了陕西富平淡村乡附近的南堡子定居下来。

习仲勋生于1913年10月15日，属习氏谱系“国玉永宗、中正明通、继述承显、遵守从荣”中的“中”字辈，按辈分取名中勋。1926年，习仲勋在就读高小时，老师认为“中勋”含有“中国的元勋”之意，遂给“中”字加了个“人”字旁，取意为人中正、处事公道。在求学和劳动之余，习仲勋经常听到祖辈谈及河南邓县的故乡逸事，从小就对祖居地邓县产生了向往和思念之情。

习仲勋投身革命后，先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5年9月他在陕北“肃反”中被关押，获释后，得知参与营救他的西北保卫局科长，建国后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刘向三也是河南邓县人，习仲勋很是高兴，他关切地问，你家在邓县什么地方？刘向三回答是罗庄刘岗村。习仲勋高兴地说，我是十林习营人。刘向三说，离我老家很近，两村相距不过20来里路。刘向三向习仲勋谈了邓县的许多人和事。从此，两位革命同志、同乡演绎了长达近70年的深厚情谊。家乡邓县情况成了他们交谈中永恒的话题之一。

1939年，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时，听说老家邓县十林习营村有个族叔叫习宗斌(曾用名习子中)，进过高等学堂，是个人才，有思想有文化，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因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遂返乡务农。后在内乡别廷芳部属的威胁利诱下，做了挂名的民团副团长。从广纳人才、扩大革命队伍及统一战线等方面考虑，习仲勋曾三次写信邀请习宗斌去关中工作，但由于当时通讯交通不便等原因，习宗斌最终未能成行。

对习仲勋的革命行动，邓县习营村的父老乡亲也逐渐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同情到支持。习正兴是习仲勋的族侄，他经商有道，却饱受贪官污吏们敲诈勒索之苦。1935年春习正兴来到陕北。当时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在详细了解习正兴的情况后，安排他做军需工作。习正兴发挥过去在白区闯荡的才能，多次从白区购买枪弹、医药运回苏区，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很可惜，1935年8月，习正兴被极“左”路线追随者杀害，令习仲勋心痛不已。

习中志是习仲勋的族兄，他粗通文墨，人情练达，为人正直。后为躲避兵匪之患到达陕西三原。由于他疏财仗义，扶危济困，在三原的河南籍人士中威信很高，也得到当地一位桂姓绅士的支持。桂姓绅士主动出资，由习中志主持，在三原县城盖了一座“河南会馆”。三原“河南会馆”一度成了陕北红军军需物资的中转站。

1945年初，习仲勋的姑表弟赵天省从家乡邓县到延安投身革命。当时正在中学读书的赵天省，之所以选择去延安，目的就是为了投奔表兄习仲勋。遗憾的是，当时延安对凡是从白区来的人员一概严格审查，赵天省一度被关押审查。赵天省为不给习仲勋添麻烦，始终没有讲明和习仲勋的关系。不久，因他身体孱弱，病死在囚室中。直到1988年，赵天省的堂侄赵清理在北京见到习仲勋，谈到赵天省的往事，习仲勋还深感惋惜地说，天省老表到延安怎么不说是找我的，如果说了也不至于如此。说罢，他唏嘘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历任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机关的多个重要职务，和祖居地邓州乡亲更有机会接触了。习仲勋在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也尽可能对乡亲们,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关照。

邓县解放后，习宗斌因担任过国民党部队营长及民团副团长，一度成为当地群众的斗争对象。1949年底，习宗斌辗转西安，找到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介绍自己的情况说：“我是习子中，想到您这里工作”。习仲勋说：“你就是习子中？我曾经给你去了三封信，想邀你来共事，你音信全无，现在才来找我，你留下地址，我看看情况再说”。不久，习仲勋在详细了解习宗斌的情况后，将习宗斌安排在西北局招待所工作。后根据工作需要，习宗斌调入西安文史馆工作，任文史馆馆员。习中铭和习中堂也都是习仲勋的族兄弟，习仲勋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介绍给有关部门，安排适当的工作。

1959年10月，河南省委宣传部与省文化厅决定让河南省郑州市曲剧团到北京汇报演出，展现一下河南地方戏风采。郑州市曲剧团为了充实阵容，从开封市曲剧团借来曲剧皇后张新芳(邓县人)及其丈夫名演员刘道德等参加演出。他们到京后,想不到旗开得胜、唱红京城，并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的关注。演出第三天，习仲勋特意观看演出并举行了招待宴会。宴会上习仲勋和大家畅叙乡情，并问：“剧团有邓县几位同志？”众人回答说有7人。习仲勋拍着当时剧团中只有15岁的段天录的头说：“小老乡可要努力学好技艺，邓县出戏剧人才呀！”宴会后，习仲勋还和大家合影留念。

习仲勋和族叔习强斋的交往更是持续数十载。1953年9月，祖籍邓州，早年到延安投奔革命，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供管科科长的习强斋，从《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则“习仲勋同志任政务院秘书长”的消息，十分高兴，当即给习仲勋去了一封信。习仲勋立即回信，邀他到家叙谈。叔侄这次见面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自此，两家常来常往。习强斋后转业到河北省三河县（今三河市）工作。三河县距北京较近，他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常去习仲勋家做客。习仲勋的儿子和习强斋的孙子也均以兄弟相称，彼此十分融洽。

1962年秋，由于康生等人陷害,给习仲勋戴上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的帽子，习仲勋蒙冤在家。习强斋唯恐习仲勋忍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常挤时间到习仲勋家，和习仲勋一起谈心，为习仲勋消愁解闷。

1967年1月，习仲勋被红卫兵从洛阳抓到西安批斗，周恩来为了习仲勋的安全,1968年1月将他转到北京卫戍区监狱“监护”。习仲勋在监护期间，习强斋十分牵挂。待习仲勋的监护环境有所改观，他专程从老家赶到北京，通过关系到习仲勋监护处看望。当习强斋把自己买的衬衣为习仲勋换上，看到脱下的衬衣上长满虱子时，禁不住老泪纵横。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对习仲勋说：“战争年代多少次死里逃生，那么艰难都过来了，如今要好好活着，受点冤屈耐心等待，总有天晴的日子。”

1975年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习仲勋被解除监禁，安排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养病。他和夫人齐心，受到厂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厂里他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和真诚关怀，精神状态很快好转起来，身体也很快得到恢复。

习仲勋在洛阳期间，习强斋应邀到洛阳，每次都要带一些家乡的土特产，聊以弥补习仲勋生活上的不足。两人无话不谈，形影相伴，既是家人，又像朋友。

一次，习强斋的孙子习良钦乘出差之便，路过洛阳，为大伯习仲勋买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的确良衬衫，被习仲勋语重心长地教训了一顿：“要和人们比贡献，不能和人们比吃穿。”临走时，习仲勋硬是往习良钦口袋里塞了50元钱。回家后习良钦不无风趣地对乡亲们说：没想到，给大伯买件衬衫还赚钱。

1975年春的一个晚上，时任邓县电信局报话班报务员的周振铎值夜班。9点左右，周振铎收到一份来自洛阳的电报，是发给邓县县委、县革委会的，电文如下：“我叫习仲勋，我老家是邓县的，我想回去看看，你们是否同意？请回电。习仲勋。”

周振铎看完电文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早听说过习仲勋是邓县十林公社习营村人，曾是在中央工作的一个大人物，“文革”前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天一早他交接班后，就迅速把电报送到了县革委会值班室。随后，邓县革委会研究决定，同意习仲勋回乡探亲。不过，当时处于文革非常时期，由于多种原因，习仲勋未能实现他的寻祖梦。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的冤案得到平反，他和祖居地邓州乡亲的交往更多了。尤其是人到了晚年，习仲勋对祖居地邓州的情思更加浓郁。

1978年4月，习仲勋南下广东主持工作。不久，他写信邀请习强斋趁身体尚健到广州看看。因当时通讯不便，不能预约。当习强斋兴致勃勃地赶到广州时，习仲勋已到北京开会。习仲勋得知习强斋到广东的消息后，考虑会期较长，不忍冷落了族叔，便嘱托秘书买好火车票送习强斋到北京会面。劫后重逢，习仲勋和习强斋利用会议间隙尽情畅谈，同家人陪同习强斋一起就餐，共叙天伦之乐。不久，习强斋第二次到广州，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抽时间同习强斋一起攀谈叙旧，并让工作人员陪伴他到广州各景区参观游览。习营村的其他乡亲也多次到广州及北京看望习仲勋，都受到习仲勋及家人的热情款待。

1979年8月，邓州籍人士刘怀金在南海舰队部队任团长。一天傍晚，南海舰队副司令员田松对他说：“咱们今天晚上到你们邓县老乡习书记家去喝酒吃晚饭（当时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去了以后，田松对习仲勋说：“今晚我给你领个邓县老乡来了！”习仲勋说：“让我验试一下，看是个冒牌老乡不是？”随后，习仲勋问刘怀金：“你对我说说邓县的八大景都是哪些？”刘怀金只说出“花洲霖雨、金山浮翠、六门返照”三个，其他就不知道了。习仲勋说答对了三个，不错，是老乡，来，咱们喝酒。习仲勋很高兴同大家一起连饮三杯。

1986年5月15日至21日，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邓县作为全国信访工作先进单位也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等领导来到人民大会堂东会议厅会见参加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当天的会议由习仲勋主持。会议开始前，习仲勋问：“河南邓县谁来了？”时任邓县县委书记的殷文欣马上站起来回答说：“我。”接着习老说：“你们的信访工作搞得很好啊。”殷文欣回答说：“应该的，还有很大差距。”

1997年4月，习仲勋的亲叔伯兄弟习中法从陕西富平风尘仆仆地来到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他是来寻根问祖，看望父老乡亲的。凭着对习氏家族的亲情牵挂，习中法在习营村受到热烈欢迎。

习中法对习营村族人谈到了他前年见到习仲勋时，仲勋兄弟对他说，有个想法，就是想让他回老家邓县习营拜祭先祖，并整修一下先祖墓地，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去看看。当时，陪同他到习营村的当地派出所民警李景汉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建议和他一起去找邓州市有关领导谈谈。时任邓州市副市长的孙天朝和市委书记李天岑听后也很赞赏，答应给予支持。如今在习营的习氏祖茔得到整修，祠堂得到了及时修缮。虽然习仲勋最终没有实现回祖居地邓州的夙愿，但他对祖居地的眷恋、对父老乡亲的惦念，深深感动着祖居地的人民。

习仲勋情系祖居地，祖居地人民也想念着他。1996年，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身体欠佳。得知消息后，时任邓州市委书记的王英杰、副书记贺国祥代表邓州人民去探望习仲勋，受到习仲勋及家人的热情接待。习仲勋虽有病在身，还关切地询问了家乡的发展建设及《习氏族谱》整理的情况，充分表达了他对家乡及习氏族人的关切之情。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不幸病逝。遵照他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发电通知了南阳市委及邓州市委。南阳市委派副书记高德领，邓州市委派市委书记崔振亭等赴京参加了习仲勋的治丧活动。

生前，习仲勋经常对子女们说：我们有三个家，陕西富平、河南邓县和北京现在的家。习仲勋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想让他的子女们记住习家的迁徙渊源。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祖居地邓州的深深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