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历史上曾被成功运用于商业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文化。随着经贸发展及国际交流合作的增加，儒商文化逐渐走出国门，并在世界多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丨儒商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儒商阶层初步形成，其典型代表人物是“儒商始祖”子贡。据《史记》记载，作为孔子的著名弟子，“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

作为有德行和文化素养的商人，儒商创造了“以人为本、义以生利、尚中贵和、诚实守信、勇于创新、为政以德”等为核心理念的儒商文化。“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

儒商文化信奉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的准则。如在《论语·为政》中就提到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学而》中也有“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的经营行为基本准则。

尚中贵和，做到人际关系和睦，合作经营，和气生财，是儒商竞争的道义原则。“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义以生利是儒商文化的道义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趋时而动，与时俱进，“顺时而变”“因变而变”“时中之变”“权宜而变”，这是儒商文化的经营策略。

儒商文化具有鲜明的“和平”性与“利他”性，主张“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以和济争”“和以利人”，主张规范世界经济秩序，使全球经济互补共荣。“君子之争”的儒商文化倡导公平竞争，合作共赢，达到利益共享、平衡发展。“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的儒商文化，倡导尊重生命，尊重自然，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友善、协调、统一融合发展，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协调一致，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尊重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权利。“顺时而变”的儒商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时代精神相契合。

丨儒商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古往今来，中西之间的商品贸易浸润着儒商文化，并对世界产生影响。汉朝开通的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器等传至西亚、欧洲等区域，东西文化初步交流。

唐宋时期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向西方，东西文化交流逐步深入，到了元代，更为开放的政策吸引了罗马、日耳曼的旅行家、商人等。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左右来到中国，将亲身游览感受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该游记扩展了欧洲人的视野，拉开了西方人认识东方的序幕，为后续儒商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16世纪，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入华，将西方科技文化介绍到中国，亦把儒家经济思想及儒商文化等传至欧洲社会，开辟了“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时代。

17世纪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西方经济学萌芽及儒家典籍的译介，成为儒家经济思想及儒商文化海外传播的前奏。17世纪30年代至18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需求及经济学的发展，助推儒家经济思想及儒商文化走出去。

20世纪10年代，首部向西方全面系统展示儒家经济思想的著作《孔门理财学》出版发行，陈焕章将儒家经济思想，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及要素，对以人为本、义以生利、尚中贵和、诚实守信、勇于创新、为政以德等儒商文化中的人性观、义利观、财富观、诚信观和公平观等，从消费、生产、公平等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详细地阐述并展示给了西方读者。德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分别在他们的经典遗著《儒教与道教》《经济分析史》中谈论中国古代经济政策时，均对《孔门理财学》中的儒家经济思想及儒商文化予以高度评价。

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