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印象：

以外企的名义张狂，以张狂的名义野蛮，以野蛮的名义领导时尚。当招聘还是一张面纱，朦胧在脸庞上欲说还羞的时候，甄荣辉却放弃了年薪100万美元的沙洲，扯起招兵旗，开始了在中国大陆上的张牙舞爪的扩张。寂寞沙洲冷，这也许是在贝恩国际的似乎的感觉，但在有些嚣张跋扈的拓展当中，曾经被否定的或者曾经被掩盖的都被甄荣辉以斩将搴旗的态度剥离。对于媒体而言，一直是别人给自己打工的心态，但在甄荣辉的张狂当中，一个个的报纸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颜色，或黑白或彩色的各地报纸的脸一点点在变，于是，有点黄、有点绿的“前程无忧”也就代替了“前程乌有”。于是，过五关的这个香港小男人也就逐渐地成为媒体眼中的利润，笑起来更有狼性的甄荣辉终于凭借着野蛮主导了大陆求职市场上的时尚。

    老家东莞

  记： 出生在60年代的人总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梦魇感觉，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也是一个励志的年代，而对于一个本来就获得相当辉煌的，出生在60年代的人来说，你的出生对你的影响如何？

甄：我出生在香港，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生育高峰期，而那个时候的香港才只有两所大学，因此我们就提前接受了竞争的洗礼，在会考的时候一共有20万人参加，而招收的学生却只有3000个名额。现在香港的大学多了，但人口却少了，甚至10万都不到，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读书的压力挺大。但这个生育高峰也培养了一批香港富人，我是这批香港同学中搭上最后的一班车的富裕人。不管是从小学、中学还是高中，我们都一直是熙熙攘攘的很多人挤在一起，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以，对于竞争来说，也就习惯了。

 当然，在教育的另一个层面上我们还烙印着英国统治时期的印记——因为英国是实行精英教育的策略，而出生在60年代的人恰好又赶上了香港七八十年代的飞速发展时期，香港有多个发展阶段，而我经历的恰好是香港要迈向富裕的时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并饱受了洗礼。

比较我们所处的那个时期，现在的香港大学生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差了，这也是大学的竞争力，也是社会的竞争力，一个社会太富裕了就往往会影响一个社会的竞争力。

记：那么说你应该是一个幸运者，搭上了出生于60年代这班车，又成为了这个年龄最后一批富裕的人，看来，你的环境给与你得的并不是一个后坐力的反弹，相反，却成为一个火力很猛的推动力，对于这种创业的冲动是否也在这个环境中可以找到诠释？

甄：事实上我的家庭是很穷的，我出生在1962年，那个时候的香港平均居住面积是11.3个人住一个单元，我小时候住在一个80平米的公寓里边，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寓却一共住着七八家完全不相干的家庭，我们那个公寓共有6个房间，大厅里边还有两个双层床，因此，一个家庭能有一个房间的就算是非常幸福的，至于住在大厅里边的就根本不可能考虑什么隐私权。最糟糕的是也只有一个洗手间，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排队上厕所，在那种环境里，必须要把握好时间与效率，否则，十几口人的排队肯定会把别人憋出什么毛病来；至于厨房，也仅仅只有一个，看过国内的几代同堂的故事，也看到过那几家人住筒子楼的，但最起码他们还可以在走廊了做饭，但我们的公寓却只有这一个几平米的厨房可以分配，那个时候我们的住处应该比国内的城市居民还难，每一家只有两块砖的地方可以放锅，并且也需要排队。

在这个公寓里我住了17年，从3岁到20岁。后来，我们买了一个30平米的房子，很开心。真的。

记：那个时候的环境有些像香港的老片子《狮子山下》？

甄：就是，这又像是国内的缩微的四合大院，8个家庭20口人，就是这么一个“挤”的状态。所以，我老是说，现在住住的地方不要超过100个平米，否则就会不舒服，看着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自己似乎找不到位置。当然，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很难改正了。虽然，我现在住的房子有200多个平米。

在香港、北京、上海我有三处房子，我喜欢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宾馆等等总是让我找不到感觉，房子多了但也存在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因为库存管理比较烦，往往自己喜欢的一套衣服却不在身边的这个房子里，因此，我现在买裤子或者其他的东西一买就是三套，一个地方放一套。

记：在20万学子当中脱颖而出，可以肯定，学生时期的你一定很优秀？

甄：这是一个最具有竞争的时期，‘不经过高考的淬火就不是完整的人生’，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贴切，从幼儿园开始，我就一直是考试第一，但遗憾的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却一直在玩，因为家里人都要上班，也就没有人管我，我就尽可能地睡觉，甚至一天睡16个小时，吃了睡，睡了吃，有点像F4里边的‘花则类’，所以，在中考的时候，我考试的名次是28名，而全班同学才42个。

但考大学的时候，我的名次却是第一，这给我的感觉是：人的潜力还是很巨大的，不是吗？我自己并不聪明，中学会考时，我努力了一下，考了一个本学校大约是第二名的名次，但这个学校很烂的。在香港，会考之后，你要选择读预科，这需要两年的时间，我拿着这个全校排名第二的成绩单跑了30多家预科学校，这些学校一看我的学校名字就耸耸肩膀，请另寻高就，选择大学预科的时间只有三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天的打出租车的费用就是200港币，这相当于父母半个月的工资，但是每一个招生的一看我的学校就说太烂了，不要！最后，只有两家愿意要我——一家是因为刚刚开招预科班，希望滥竽充数；另外的一家则是因为校址在一座荒凉的山上，没人去！但就是这个样子，我去上学的话，我的成绩是倒数第二。

记：从你高中的相片来看，颇有点F4的感觉，但这种经历却相差太远了。

甄：所以是太累了，三天的奔跑之后，原来的那种本校第二名的感觉烟消云散，因此，我一边在打着出租车找学校，一边告诉自己，如果过了这一关，一定要努力读书。在选择了这两所学校之一后，按照升学率来看，我们共有的200个学生只有3个有可能进入大学，但我入学的成绩却是排名在第199名，往前看看，我真的有些头晕。

回过头来看看，人是需要过一些难关才会成长的，因此，我的孩子现在是6岁，长得差不多了一定把他送到山东临沂去锻炼，那是一个儒学与艰苦结合的表较好的地方。

记：这个过程一定刻骨铭心，但这种艰苦为什么你还要自己的小孩再去尝试呢？

甄：在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能吃饱饭是很开心的，当时的大学饭堂里边是2元钱买到一碟饭，但我如果还有钱可以再加一碗，这个时候就特别开心。

小的时候，父母就一直对我们说，飞机场的东西很贵，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买东西吃，所以，现在的我也习惯绝对不再飞机场买东西，虽然，我的经济能力已经不是那个时期，而飞机场的东西也真的不是那么贵，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心理。特别是在英国的精英教育的熏陶下，爬上去了就是爬上去了，这种心态对于每一代的孩子来说却是必要的。

小的时候，竞争就是一个锻炼，我是在法国读的MBA，读书的钱是我自己积攒的，一共是30万美元，在HP的3年主要的积累都用到了这个学费上，之所以选择到法国的这个学校，就是因为他的学知识1年的，但所受的教育却与美国的3年没有什么区别，我需要时间。在去上学的时候，先是需要通过法语的考试，虽然最终的教学是英语的。

3个月的法语学习使我几乎崩溃，但我还是考过了，因此，认识需要锻炼的，虽然，当时是很痛苦：没命了，没命了，但是闯过来后，会很幸福。

记：你多次提到父母对你的影响，对于一个孩童来说，这是必然的，但在你的职业生涯上，父母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甄：MBA之后，我到了英国呆了两年，是在贝恩国际咨询公司，当我去应聘的时候，恰好他们有个CEO过来视察一个项目，招聘人员就要我一同到会，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对于贝恩的东西我是70%的不知道，因此，在这个CEO与我谈话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英语我听不懂，因为他讲得太快了；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贝恩的这个项目的背景。所以，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我就给妈妈打电话，我说：看起来，我是够呛了。到了1989年与1990年交接的时候，公司决定要在英国的公司裁员三分之一，虽然我知道自己不是最差的，但这是在英国，在晚上与家人家里交流的时候，我说，妈妈，看起来，我要回香港了。但是，很幸运，我还是干了下去，并一直干到副总裁。

父母的帮助对于子女来说真的很重要，即使是他不能帮你解决什么，但哪怕是一句安慰也可以让你更坚定地走下去，其实，我的父母都是广东出生的，后来才到了香港，也可以说是偷渡过去的，我妈妈是小学毕业，爸爸就不知道了。

记：在你放弃了100万美元年薪的时候，作为经历了那种拥挤空间的贫穷时代的父母有没有给你提供自己的想法？

甄：我现在活得很开心，因为我是从“0”开始的，最低限度我再回到“0”而已，而我的一些朋友却反而比我有压力，因为他们继承了父母的财产也继承了他们的要求；我却已经超过了妈妈的期望，所以，我现在干得很过瘾，也干得很开心，因为我不需要对谁负责了，这也可以解释成为我当时的创业的冲动！

记：对于这种超越自己，或重新认识自己的这种过程一定是很让人怀念？从经理人到老板一定有一些自己独到的感受？

甄：怀念？会有吗，没有。坦率地说，我的这种创业不是为了钱，而是在死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你爸爸干了些啥，这是我的理念，并抓住机会好好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对于当老板的这种感觉，我认为没有什么好处，如果硬要总结，只有两条：第一条，能选择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第二条，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人与你一起工作。否则，就只有被别人选择的份。

当然，也会更疲劳，但这种感觉可以用一个动作来代替：我昨天到一个游戏厅打游戏，是一个用枪打恐龙的游戏，打死一个小恐龙之后，会再出一个小恐龙，在打死之后，又会出现一个大恐龙，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难打，处理问题也是这个样子，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恐龙就冲过来，你就完蛋了。

记：不能停下来的你是否因为不停地积累而产生的财富而喜悦，什么状态的情况下你才是最开心的呢？

甄：现在的我只能向前走，不能假设，虽然，房子我也有了，车子我也有了，前一段时间我又买了一部车子，但我最开心的还是第一次买的车，那仅仅是一个10万元的小日本车，但拿车前的头一个晚上我没有睡觉，而第二天恰好是滂沱大雨，于但我还是非常兴奋。但现在喜悦的感觉已经很少了。还有另外的一个第一次，就是我第一个月的薪水，虽然仅仅4900元，但我依然很开心，我用它到商场买了衬衫、领带、西装、鞋，但现在，也是没有什么感觉了。

因此，人最主要的还是往前看，最开心的人是最单纯的，笨的人是容易开心的！

打恐龙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所以你才能承受压力，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玩游戏机，就是因为虽然有压力但却目标清晰，并能迅速地在过程中看到结果，所以，做事的过程要开心，有压力不一定就是不开心的！

我可以被克隆

记：在见到你之前，有人说，甄荣辉这个老总粗粗地看上去，黑黑的皮肤，像是一个印度人，因此，说他是一个洋买办，一点都不冤枉。但今天的接触似乎却难以把这种形象完全地复制下来。从职业上来看，离开外企自己创业似乎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资企业管理人员的流行态势，在20世纪初期，这样的一批洋买办曾经为此先动过中国经济形态的基座，对于你来说，这种外企的痕迹是否给你留下洋买办的烙印？

   甄：外企的痕迹，应该没有痕迹吧？在香港有的媒体说我们这批人是北上创业的，而在国外，则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返回国的都不是英才，而是因为在外边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但我认为，以前也许有这种现象，但现在再抱有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包括我来说，在离开创业之千，我的年薪是100万美元，所以，这应该是另外的一次创业机会，对于那些本来就不成功的却反而是不敢回来，只有真材实料的才有可能在大陆谋的发展。

   就烙印来说，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环境的变化而已，以前虽然是做老总，但总是很怯，我可以一个礼拜跑四个城市，但没有什么压力。现在是自己做老板了，虽然跑的城市少了，但是压力却大了，因为毕竟是从一个螺丝钉发酵到了一个完整的机器，你每一天都要为他上油，否则就有停转的危险，这是一种心理压力，毕竟还有800个员工挂在这个机器上。

记：对800个员工的承诺似乎不仅仅用老板的心态可以解释，作为一个香港人，经过几年的对大陆的了解，你如何评价越来越多的外企的管理层人员开始创业的潮流呢，这种如前程无忧公司的创业成功方式可以复制吗？

甄：应该是可以复制的吧，我想，中国甚至可以有十几万的人可以复制我们的这种创业方式，并且，我也可以分享这种经验：第一，一定要经受挫折与磨练，人经过一次挫折就磨练一次；第二，经过锻炼之后，一定保持信心与目标。香港人老是谈钱，他们的希望总是寄托在下一个星期，这是因为他们谈的钱是在马会上或者是在六合彩上；但如果是用五年或者10年计划来作为发达的时间，那么，因为计划，他们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事实上，成功是一点都不难的！

最难的只是一句话：想成功，但没有计划！

记：既然你对成功的感觉这么冷漠，对于成功的过程也如此的愿意格式化，那么，你的内心里对成功的本原又是如何看待的？

甄：可能是一种不认输的心态吧，你想在大学预科的时候，我排在第199名，但我在两年后我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并且在这个大学的入学成绩上也是该专业的前几名，在贝恩的时候我也多次面临着几乎要走人的危险，但我还是做到了副总裁的位置，并且拿到了年薪100万美元……从前那么难都走过来了，为什么现在会不成功呢？没有道理。这种心态就是一种本原，就是一种推动力，这也是一种信心的堆积。

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的媒体是一个难以触及的孤岛，同时又是一团莫名其妙的火团，它可以在一个时间里把某些企业推上去，但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把企业拉下来，但是，你却正是利用这些媒体获得了成功，与媒体的合作是否有一些秘诀？有过失败的情况吗？

甄：最重要的秘诀是要有一个得力的团队，和一个清晰的目标。对这些合作媒体来说，他们在社会上是舆论的代表，但在我这里是我们的客户，既然是客户，只要把它服务好就行了。

当然，失败的案例也有，根据一些合作媒体的反馈，我们感觉到香港人到内地工作的机会应该很大我们就此在香港与内地串联搞了一个招聘会，投入很大却收效甚微，我们判断实际上有这种需求的也就1000人不到而已，不当的反馈使我们的期望值太高了，错了怎么办，转型就是了。没有太复杂的事情，也不必要把事情处理或想得太复杂。

记：那么，在你看来企业的运作怎么样才能处于一个正常的反馈与管理体系呢，你的经验老板又该如何才呢？

甄：实际上，我的经验一半是运气，一半是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