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秘书张志功在《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中谈到：“李一哲案件”中，习书记用细致与耐心做多方工作，在“反彭湃烈士案”中，习书记用雷霆万钧的手段，但这两个案件，比起“反地方主义”问题来，则是小巫见大巫。“反地方主义”中的的“冯、古反党联盟”在平反中，习书记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解放初期的“地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山东的黎玉、广东的古大存、海南的冯白驹。其中，黎玉是抗战前恢复山东地方党，开创山东根据地的负责人，古大存是东江纵队的创始人、冯白驹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远离中央、“孤悬海外”，坚持琼崖红旗22年不倒的琼崖纵队创始人。当然，以后还有反所谓的“陕北党”、“东北党”等等“地方主义”，文革期间又在内蒙古大反“内人党”，矛头都是指向在当地开创革命根据地和创建地方革命武装的负责人。从今天的角度审视历史，不乏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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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近代史上最大的冤案，当属“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一案。此案从发生到平反历时30年，全省受株连和处分的干部达2万多人。

古大存1897年生于广东五华县的梅林村。28岁在家乡举旗领导农民运动，并在东江地区的八乡山、大南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十一军。在东江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古大存带领仅剩的十七名战士坚持斗争，确保红旗不倒。而他的家先后四次被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焚烧，十余名亲属惨遭杀害，可谓一门忠烈。

古大存为人无私坦荡，若遇事不平，便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1931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祸及东江，古大存虽两遭囚禁，受撤职留党察看处分，仍冲出去斥责王明路线的代言人怀疑一切，刑讯逼供，草菅人命。

毛主席在延安对古大存不随波逐流，敢于抵制“左”倾错误的精神评价极高，曾赞他“是一朵红玫瑰，带刺的。”

解放后，古大存任中共华南分局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工作勤奋认真，为人平易热诚，但仍保持着“带刺红玫瑰”的风格。

由于建国之后，党内滋长“左”的倾向，而且越来越“左”，广东的镇反、土改、合作化等政治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带着“左”的烙印。坚持实事求是的古大存，无形中成了对政治运动不满意见的代言人，成了中共广东省委内的反对派。

古大存“右”在哪里？在土改问题上，古大存曾说过“我们好像坐在火山上，说不定那一天会爆发”；在合作化问题上，古大存不相信虚报、谎报的农业增产数字。他出生农村，知道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然而他讲实话，为民请命，却被指责同右派分子“一个鼻孔出气”。

从“广东历史问题大辨论”到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到把冯白驹、古大存打成反党联盟，古大存含冤受屈遭遇四次打击。他没有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而是冤死于党内复杂的斗争之中，教训是沉痛深刻的。

在古大存逝世后17年的1983年，党中央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为古大存平反昭雪，并评价他“对党和人民是有重大贡献的”。

古大存一生刚正不阿，讲实话，为群众说话，在是非面前，在权势面前，能挺身而出，毛主席称他是“现代包拯”，东江农民称他为“活包公”。

红玫瑰的可爱，在于有“刺”，红玫瑰凋零了，但愿其“刺”留在人间。

此案历时30年，而其“成因”则可以从今上溯半个多世纪。此案惊动过党中央的领导人；牵涉到当时广东省委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全省受到株连和处分的干部达2万多人。此案虽已平反，然而，案件的始末、细节，远没有向世人和党内的同志交待清楚。

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同志

古大存，字永鑫，1897年4月24日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梅林村。

1917年春，他就读于梅州中学，1919年在当地参加五四运动，次年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那时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博，是法政学校的教员，陈独秀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们常到法政学校去演讲，古大存受到了革命的启蒙。

1924年的夏天，古大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他从法政学校毕业后，受广东区委的派遣，报名参加东征军，任国民革命军张民达师战地政治宣传队负责人，结识了师参谋长叶剑英。东征军击溃了盘踞在粤东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主力。他奉命留在五华县领导农民运动，担任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部长，并负责整顿国民党五华县县党部，领导了梅县武装暴动，任暴动委员会主席，旋任党的七县联委书记，次年任党的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总指挥。

1930年古大存任东江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红十一军军长。次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1932年后，他历任东江红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东江游击总队政委、东江特委组织部长。1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翌年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常委和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建国后，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中南局对广东土改有意见

建国初期，党的中南局书记是林彪，副书记是邓子恢。时任中南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土改中下不了手。这个看法也影响到毛泽东同志。他们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问题，就得抽一批干部予以支援。1950年9月，中央从各省抽调7千名干部南下支援广东。南下干部大都经过北方农村的土改，有一套老经验；而广东当地的干部自认为熟悉本地情况，大多主张搞得缓和些，“宁慢莫乱”。

1951年4月，李雪峰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广东有些同志遇事缺乏阶级分析，指责所谓“广东特殊论”，是把一些次要的、少量的特点（华侨、工商业等）扩大化。还说，如果广东有特殊，那就是：一是新区，二是队伍严重不纯。

由于对广东的特点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差距，因而产生了政策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叶剑英、方方从广东特点和实际出发，强调广东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土改法》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强调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叶剑英、方方认为，广东最大特点是华侨众多，他们多数是出卖劳动力的劳苦大众，侨眷中的地主成分是极少数，因此，要保护华侨的利益，团结争取华侨支援祖国建设，并明确规定：对华侨地主的余粮，不准追至海外。但中南土委会却指示可以追至海外，说对华侨地主的“清算”，“不应只以国内财产为限”。作为生活资料的华侨房屋，本不准没收，却也没收了，没收面达80%。

华南分局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指示，将广东各地党政干部作了调整，大军、南下干部当一把手，广东干部均任副职。现在回头看，这样的组织安排，就有明显的片面性。南下干部固然有长期在老区工作的经验，但也有不熟悉当地情况的不足；而广东的地方干部中也有不少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同志，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本地语言，容易开展工作是他们的长处。

按地域区别对待干部的做法，不利于取长补短，亲密团结，反而易于造成他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

毛主席为“反地方主义”定调

1952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问题，决定把土改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坚决地贯彻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的方针，开展土改整队（整顿队伍），查出身，查立场。全省共处理干部6515人。其中广东大陆地区67个县，集中土改小组长以上干部7703人，进行整队，结果处理了干部781人，占参加整队人数10%强。

方方不同意对广东干部队伍“不纯”作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反对把广东党组织比作马尔托夫式的党，强调对自己的队伍要有正确的方针。但他那时已无力对形势发展施加影响。

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处理广东问题。他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除中央书记处书记外，叶剑英、方方、冯白驹、陶铸也参加了会议。毛主席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又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广西、福建爬上来，广东还在爬。”他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了。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

毛泽东批评的所谓农民问题上“右倾”，就是指叶、方在广东农村土改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实际上，叶剑英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部署土改运动的。从土改准备、试点到推广，每一个计划和各阶段进展情况，都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得到批准。叶剑英在领导土改中，特别强调注意对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要求区别对待，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搞得稳妥一点。这是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的，并不是什么“和平土改”。如果按照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土地法》定的标准，根本不存在什么“右倾”问题。

毛泽东批判的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对于叶剑英、方方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作为华南分局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第三书记，方方在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但不应该扣上“地方主义”的帽子。

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为叶剑英留了面子，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心情茫然地回到广东。

1952年6月29日—7月6日，华南分局举行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批评的强大压力下，叶剑英、方方在会上都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叶剑英还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随后，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这就是广东的第一次反地方主义。

1952年8月中旬，叶剑英因病回北京疗养，华南分局和广东的工作，实际上由陶铸来主持了。

反右运动中第二次反地方主义

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从反对海南的地方主义的活动，审查林克泽的一封所谓密信开始的。

林克泽20世纪20年代入党，1929年就在冯白驹领导下从事武装斗争，1931年任海口市委书记。抗日战争中期，琼崖特委让他到延安去学习，我在中央党校见过他。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满分局工作，被陶铸看中。陶铸主持广东工作后，想调他任海南行署主任。他不想去，表示海南工作难搞。随后，他给冯白驹写信，提出了海南行署班子人选名单，并说他回海南如果不担任区党委书记，很难发挥作用。他在信的末尾附言：“古老（指古大存）向来对海南比较关心，此信是否也让他看一看。”林克泽在东北和古大存一起工作过，古对林克泽是比较了解的。

他这封信未封口，由他儿子送到冯白驹家里。冯不在广州，信交给冯夫人曾惠予，转交给冯的秘书处理。秘书未交给冯看，直接交给省委领导人了。

1957年5月，党中央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的某些危险。”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的广东省委联系本省的情况，认为省、地、县都有一部分干部对1952年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土改和土改整队所执行的政策不满，这些人与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乘机攻击省委和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否定省委的功绩，于是在反右派期间，部署了在全省开展“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企图彻底解决一些地方干部对省委领导不满的问题。

陶铸本来想改善海南领导、改进工作，看到中央反击右派的指示，认为可以把反地方主义和反右派斗争结合起来。此时，广东省委正在召开四次全委会议，陶铸立即把林克泽的信拿去打印，分发给正在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

陶铸当时认为，海南地区的临高、琼东、那大等几个地方的机关干部、复员军人和一些土改整队受处分的人，向当地县区政府请愿，是冯白驹为首的地方主义分子企图从组织上改造海南党委和行署，排斥外来干部，把海南变成“独立王国”。而广东过去土改中的右倾和一部分干部的地方主义错误，是中央作了结论的，决不允许他们翻案，一定要给予反击。

解放战争期间，林克泽曾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我当时是团市委书记，工作中有接触，正如古大存说的那样，他是个严于律己的老实人。

后来冯白驹说，是陶铸要他提出一个海南区党委、行署负责人的方案，他才找林克泽商量的，因此林才写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

把反地方主义的火力对准古大存

1950年古大存回到广东后，对土改和反地方主义一直采取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加入批判海南地方主义的行列。他认为。海南一些地方集体请愿，主要是土改整队和改编琼崖纵队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好所引起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还认为，林克泽是个忠厚老实的组织干部，不善言辞，遵纪守法，不可能搞什么“反党”活动。他说：“林克泽提出回海南当区党委书记，同现在当省人委秘书长一样大，只是平调，不能说是向党要官。”谁知他的这些发言，成了支持冯白驹搞海南地方主义活动的证据。

为了打倒古大存，全省从上到下广泛地发动，由下而上地层层揭露批判。古大存过去与一般人的谈话、闲扯，此时也要重新认识，与古大存划清界线。

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处理意见。但是，古大存和冯白驹对处理都是不服的。

古大存受到了撤销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处分，保留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职务，下放到增城锻炼。古大存因病在从化温泉疗养时，得知来广东的李富春副总理即将回京，便给他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信中表示接受党的处分，且相信“在广东能够根本肃清地方主义和右倾思想”，但他又认为，“对于材料中的有些不合事实的，情节出入颇大的，总可以取得谅解”。这封信看来很平常，并没有明显表示不满的话，但陶铸看了古大存的信，却错误地认为以前对古大存的处理是轻了。

1958年4月，省委报经中央批准，撤销了古大存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职务。他实际上成为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了。

古大存对处分不服，对加重处分更加不服。他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但他没有说话，也没有机会说话了。

1961年，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左”的错误，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订各项工作条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认识，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让“大家有气出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同年5月初，广东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了谈心会议。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出”了不少“气”。冯白驹、古大存坐不住了。冯白驹用四个单元时间讲了8个小时。古大存也提出了不知自己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头子”的问题。他说：“陶铸同志在会上讲话，要我们倾吐心里话，我再一次感谢省委的关怀。我对错误的认识，上面已经说过了，确实不清楚我是怎样成为反党集团头子的，怎样同冯白驹建立联盟的？我很清楚，我自信我还不至于错到这样的地步。我当时在会上就对这一点一直没有接受，在处分后又曾表达过我的意思，但是省委不但不考虑我的意见，反而以不服的罪名加重处分，又撤销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长职务，这样就作了连续两次的处分。这在我党对干部的处理上也是鲜有的。虽然党也没有完全了解我，我相信总有一天会了解的。最后，我希望党能对我1957年所犯的地方主义错误弄清真相。”

冯、古二人的发言当晚便送到了陶铸手里，很快刊登在简报上。省委按照陶铸的指示，于1962年8月2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上报了《古大存同志提出对其1957年所犯错误及其处分要求复查的报告》（附古之书面意见）及《关于冯白驹同志申诉不同意其错误性质及所受处分的意见的报告》（也附了冯的申诉书）。

196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对冯、古二人申诉作了批复：不予平反。

古大存这才明白，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是了解的，但省委所作的对他问题的处理，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不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是不能平反的。

1962年10月间，古大存在省直机关17级以上干部大会上，被迫立下字据决不翻案。一向性格爽朗、喜欢侃谈的他，从此讷口不言，平时也很少同别人来往。

在这种郁闷生活中，同情他的广东省文化局长杜埃，特别交待省文化局干部，凡有戏剧演出，要送票给古老。梅州地区汉剧团演出新编历史剧《齐王求将》，文化局送票给古大存看。这出戏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片后，1962年8月，请来广州的著名戏剧家田汉看，古大存陪同。当时，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放映这部片子，有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反对和平麻痹思想的现实意义。

古大存很喜欢这出戏，和田汉当场各写了一首七律。古老的诗道：

齐王昏聩七年中，犯境秦兵一振聋。

爱国无盐终未死，匡君田相为先容。

惊惶失措方求将，忠愤高怀许整戎。

舞态歌神传妙肖，现身心与古人通。

他的诗告诫人们，不要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要紧握手中的枪，保卫国家。

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在狠批广东老资格的“反动权威”欧阳山、秦牧的同时，批判了“老右倾”、“反党集团头子”古大存，《南方日报》以至中南局机关刊物《中南通讯》，都批判古大存推崇新编汉剧《齐王求将》别有用心，说他的诗歌颂皇后无盐爱国，攻击齐宣王昏聩无能，是影射攻击毛泽东主席。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因高血压、眼底出血，又患白内障的古大存正在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看完批判他的文章后，对人说：“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还说，不知为什么至今有些人还不放过他。

1966年11月4日，革命了一生的古大存同志含冤逝世。

“文革”后省委提出为古大存平反

古大存去世了，古大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真正的转机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人民都在作痛切的深刻反思，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回顾历史，哪些做得对的，哪些做错了。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同时，组织路线上也有了很大变化。1978年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杨尚昆、龚子荣相继调到广东工作；1978年12月11日，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任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这时广东许多一直对反地方主义有意见的地方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澄清。叶剑英同志亲切接见因“地方主义”问题划为“极右分子”、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伟良，叶剑英认真听他喊冤，并说：“你是有功不是有过，你要相信党，将来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的。”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习仲勋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并向中央作了《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其中提到1957年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进行的反地方主义，面搞得宽了，有的本属正常提意见，或者说了某些错话，也被批判或处分，影响相当大。应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搞错了的纠正过来。他还把各方面的申诉材料交给省纪委，让他们对地方主义冤案进行复查。那时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习仲勋敢于冲破“左”的干扰，提出纠正地方主义冤案，表现了党的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追求真理的勇气。

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

《通知》明确指出：“不存在冯白驹、古大存反党和其他的反党小集团”。“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通知》还说：“在反地方主义中受处分的县（科）级（不含）以下干部，一律撤销原处分。至于个别有其他严重错误的，按其所犯错误性质处理。”

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广东省委接着发文下达各地，让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

三十年沉冤教训沉痛

建国以来，广东省的成就有目共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在改革开放中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又出现了大城市深圳的崛起，海南单独建省，前程欣欣向荣。建国50多年了，叶帅的功绩早已盖棺论定，许多事情在中共中央为他写的悼词中已说清楚了。对于叶剑英同志的肯定，对广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牵涉到他对建国初广东省土改、干部政策等重大问题的正确判断。水流千转归大海，公道自在党心民心，方方、冯白驹、古大存冤案，最后还是彻底解决了。痛定思痛，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内部肃反和审干中有过许多错误，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肃清AB团”的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事后也纠正了，总结了，为什么到建国以后，还要一犯再犯呢？广东反地方主义受迫害的有2万多人，1957年反右派斗争受迫害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十年“文革”受迫害受株连的更是无计其数了。其所以愈演愈烈，错误越来越严重，范围不断地扩大，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总结经验教训。事情不只是某个省的领导同志或领导班子中几个同志的问题，而是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思想、路线所致。加之，我们党内长期民主生活不正常，又缺乏对领导人的监督、制约机制，发现了错误得不到认真的纠正。所以，关键是端正我们的党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唯书、看“风向”办事。真正把毛主席在延安时便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树立起来，我们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